试论汉承秦制与汉家制度

就象人离不开空气，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儒家离开谎言就不能生存——作者题记　　最近，有朋友给我寄来国学网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 论“汉家制度”及其历史影响 》，看后着实吃了一惊，影响中国两千年的“汉家制度”典型特征怎么成了“将法家的刑治与儒家的德治结合起来”的“霸王道”，汉家制度明明是以法家黄老哲学（不是老庄哲学）为核心。法家汉制儒化后，西汉王朝也很快就灭亡了。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中学生的教科书上就是那样讲的——看来我们真有必要重写中国的政治哲学史了！
　　古人就说“汉承秦制”，可相当长的时间里，世人都不清楚到底继承了什么？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说法，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主张清静无为，这就是“黄老哲学”。直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量埋没了两千多年的黄老文献后（其中包括《黄帝四经》、《伊尹·九主》、《明君》等，它们同《老子》抄写在一起），我们才清楚黄老哲学不等同于中国传统道家的老庄哲学，黄老哲学是法家。司马迁说申子和韩非思想“归本于黄老”的真实意义是他们都秉承基于老子哲学基础的以法治国；进一步说，“汉承秦制”承的是法家。《史记·儒林列传》称“孝文帝本好刑名（汉代常黄老刑名并称——笔者注）之言”，《史记·商君列传》也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这是因为他们都崇尚法家。
　　事实上从刘邦到汉宣帝，他们都明白儒家治国将意味着什么的？西汉到孝景时还“不任儒者”，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一上台，他的老师名儒卫绾（音“晚”）就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这相当于将法家踢出了国家政治的大门，堵住了法家入仕之道。而且武帝还引入了大量儒生主政。当好儒的赵绾提出窦太后不应干涉朝政时，激怒了信奉法家、握有实权的窦太后（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的皇后），她大骂这些儒生是装神闹鬼、只会骗人的术士新垣平，先是卫绾被不明不白的免职，后来许多高级官员入狱。《资治通鉴·汉纪》详细记载了这次重要的儒法斗争：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武帝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公元前135年，窦氏去世，好儒且腐败势利的田蚡作了丞相，儒家才得以登堂入室。《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尽管汉武帝开始任用儒生，但汉朝的法家治国理念并没有改变。史载汉武帝任用了大批正直廉洁的文法吏（又称“文史法律之吏”，后其中许多人被戴上“酷吏”的大帽子），让张汤修改法律，使法律更为完善，“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见《汉书·刑法志》）；当有人劝汉武帝念及李广的忠心和年迈分封李广时，汉武帝回答说，汉军的军规如此，要以歼敌情况和立功大小来封赏。后来才有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说；有人说武帝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儒生，现在看来，他是想用儒生（包括舅舅田蚡）来积聚自己的力量。
　　直到汉宣帝刘询（就是他在法律中引入了儒家的“亲亲相隐”原则）时，法家仍是西汉的指导思想。汉元帝刘奭（音“是”，公元前49年嗣位）作太子时，就好儒术，为人柔懦。他反对宣帝「用法太深」，建议任用儒生。宣帝懂得用儒家治国国家必削弱，他严厉斥责了太子。据《汉书·宣帝纪》载：“（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不幸的事，宣帝的预言成了现实。汉元帝死后41年，大儒王莽篡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汉宣帝的“霸王道”是指法家，而不是儒法并用，或外儒内法、德主刑辅。大家读《黄帝四经·六分》就会明白，黄老哲学没有像后来孟子一样将“王道”和“霸道”对立起来，尽管黄老似更崇尚以法治国的王道。《黄帝四经·六分》中说：“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安身；贱财而贵有知（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天下□天下则之。（霸）主积甲士而正（征）不备（服），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故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此自以下，兵单（战）力挣（争），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夫言（霸）王，其□□□唯王者，能兼复（覆）载天下物曲成焉。”（方框为出土时的脱字——笔者注）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称王天下的人，看轻一城一地而重视士人的归附，这样就使国家稳固而自身安逸；看轻财利而尊重知识，所以功成而财生；卑屈己身而尊重有道之人，所以能使自身显赫而令行天下。因此称王天下的人，天下人都会以其为表率。霸主积蓄兵力以征讨不听命的诸候国，诛伐理当治罪的国家而不图私利，所以能令行天下而没有敢于违抗命令的。除此之外，像那些不讲王术，只是凭借武力，为了私利而穷兵黩武的人，身亡国危指日可待，而他们居然还意识不到是因为什么。至于说到霸王，因为他们能效法天地、覆载天下，公平无私，所以能使天下万事各得其宜。”
　　是我们为“汉家制度”正名的时候了，造就“强汉”的是法家，而不是今天“养生”的道家或“德主”的儒家。黄老哲学就是法家，许多记载表明黄帝是中华法系的先行者。《管子·任法》载：“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淮南子·主术训》载：“黄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暗”；《北堂书钞》引太史公《素王妙论》载：“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到了西汉，以法家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已经相当成熟——一个伟大的时代总上建立在一个伟大的治国理念基础之上！

然而汉朝官方原文并未说过汉承秦制，秦法自晋国《法经》而来，刘邦约法三章废除秦法，萧何增为九章，汉书刑法志原文是“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并不是你说的汉承秦制。
秦法删增修改晋国《法经》，本质是为了适配奴隶制的政治法令。秦法到汉法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秦汉法制大有不同。
首先秦朝统一文字为小篆，小篆字体和我们现在的汉字差异很大，汉朝的隶书字体才和我们相近。
秦朝实行的是郡县制，但那不是秦国首创而是楚国先推行的。
汉朝创造了州郡县制度，并且同时采用分封制。
秦朝改宰相为丞相，建立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丞相权力极大。汉朝约束丞相权力，以御史大夫为丞相副职，汉武帝时的政务中心则转到了内廷，丞相职权逐渐转移到尚书台长官的手中，汉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则由司徒、司空、太尉共同执政。
秦法确实严苛甚至是残暴的，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是夏朝《禹刑》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晋国之后的《法经》和继承了其后的更残暴的秦法。周代的法、战国诸侯的法和秦法是按顺序更为严苛的对比。
汉朝初立时刘邦在位仅几年，法令其实只有一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田税则恢复到周代时的十税一，后来又改为十五税一。
吕氏乱国平息之后，刘邦的儿子刘恒，也就是汉文帝，大幅删改秦法内容后，实行的法制比法经的严苛度更轻，约略达到了周代法的程度甚至更轻。在田税方面，文帝也实施了三十税一的仁政，比周代十税一轻不少。战国时田税其实在周代基础上加倍了，秦国更甚，睡虎地竹简上有人故意隐没了这方面内容。
刘恒的儿子也就是景帝，景帝年轻时个性不算好，不过行政依旧延续了文帝的仁政。并且在此基础上删改量法更轻了，景帝虽然有其他方面做的并不好，但是景帝的法改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次。景帝的儿子汉武帝行使儒术，自此和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渐行渐远。
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汉朝行使的仁政仅是相对于古代而言，但放在现代对比，依旧算是负担较重的法制。汉朝法已经如此，更别提战国的法和更为严苛的秦法了。
当权者制定法令时，应该慎之又慎。虽然现在出现了鼓吹秦法的势头，但那并不是正常的人民所盼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