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怎样让危难中的秦国变得强大的

会后，孝公怒斥举荐的景监。五天后第二次见面，商鞅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这次说的是“周公的王道”，孝公还是毫无兴趣。第三次，商鞅开始说“霸道”，孝公听得有点入神。第四次见面，两人相谈甚欢，然后一连几日不觉厌倦。举荐的景监目睹变化，觉得非常神奇，商鞅告诉他：“我跟孝公说尧舜之道和周公之道，他说，这些法都太漫长了，需数百十年才能见效，寡人不能等待。当我说到霸道的时候，才讲到他的心坎儿里去。”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实施“霸道之术”，他的变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事和中央集权，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无比强大而恐怖的战争机器。商鞅推出的第一个改革法令是《垦令》，其中心思想就是让整个秦国成为一个大农场。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在历代治国者中，商鞅也许是最仇视商人及商业流通的一位，他视之为“国害”。商鞅坚持重税政策，认为针对非农产业的税种一定要多，市场贸易的租赋一定要重——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他认为，只有“重关市之赋”，加重商品的流通税，才能让商人产生“疑惰之心”。商鞅还主张矿山国有化，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国家，这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又阻挡了一条非农者的发财之道。商鞅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慢惰、倍欲之民”。他还命令所有商贾的奴仆必须服役、所有在朝的官员不得雇请佣人，这样一来，既提高了雇工的成本，又逼迫贵族子弟必须亲自耕作。商业之繁荣，关键在于人口流通，商鞅深谙其中奥秘，所以，他针对性地出台了几条极其严苛的法令。其一，他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迄今仍在沿用；其二，他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经营旅馆业，目的是大大减少人口的流动。此外，商鞅还对货币抱敌视的态度——这是古今中外所有计划经济主张者的“传统”。他对货币和粮食有一种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货币活跃了，粮食就萎缩；粮食丰裕了，货币就没有用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