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字，最早出自我国哪个朝代

追溯起来，“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尚书》的“梓材”篇中，原文讲：“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指“天神已经把中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土地托付给周朝的先王”。此文作者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周公旦”，即“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西周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时非常年幼，由周公摄政。由此推断，《尚书·梓材》创作于西周第三代王——周成王时代，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据今已有三千余年。可见，“中国”一词至少在周朝已经开始正式使用。 另外，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三篇提到“中国”。分别为： 1、《诗经·大雅·民劳》中提及“中国”四次，具体是： （1）“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指“惠及中国的百姓，以安抚中国四方的人民”。 （2）“惠此中国，以为民杰”，意指“惠及中国的百姓，以满足人民的心愿“。 （3）“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意指“惠及中国的百姓，让人民宣泄心中的烦忧”。 （4）“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意指“惠及中国的百姓，使国家没有凶残事情发生”。 2、《诗经·大雅·桑柔》中提及“中国”一次，具体是：“哀恫中国，具赘卒荒”，意指“哀痛中国，发生如此多荒灾”。 3、《诗经·大雅·荡》中提及“中国”二次，具体是： （1）“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意指“你这个殷商的国君，你在中国作恶”。 （2）“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意指“你在中国激起众人愤怒，连国外的其它族类也不能忍受”。 这三首诗均是创作于周朝周历王时代，作者分别是召穆王和芮伯，是周历王时代的两位重臣，通过诗歌的形式来劝谏周历王爱护“中国”，善待人民。《诗经》这三首诗再一次验证，三千年前西周时代就开始使用“中国”。 除了历史文献记载，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周成王五年铸造的青铜酒器“何尊”铭文中也提及“中国”，但写作“中或”，“或”是“国”字的早期写法。铭文写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指“我（周武王）已经据有中国，自己已成为中国国民的君王”。这个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以考古的角度更加确认了西周已开始使用“中国”。 据考证，西周时期，中国是天子之国和诸候列国（即受封的藩国）并举的政治格局。周成王在位时，采纳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国方略，分封诸候71国，让他们来承担保卫京都的任务。此时的“中国”应是指天子之国和各分封诸候列国的整体疆界范围。其中，天子之国是中国君王（即天子）的直接统治地区，各诸候列国的土地和人民，名义上是归属于“中国”，除军队和“礼乐”归天子之国调配外，在其它方面拥有自主权。 从《尚书》、《诗经》文献记载分析看，周期也称商朝为“中国”，但是商朝的甲骨文献中，并没有发现“中国”字样。据专家学者考证，商朝人并不把国家称作“国”，而是习惯称“邑”。甲骨文献中，商朝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大邑商”，并称周边四方的国家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在殷商甲骨文献中，商朝人还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对此，中国著名史学家、甲骨学家胡厚宣曾论称“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 在《尚书》、《诗经》以及后世《论语》等文献中，大部分把商朝称为“殷”、“大邦殷”，而“殷”在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作注时讲“殷，引之为大也，为众也，为中也”。《史记》索隐中更是直接解释为“殷，中也”。由此推演，“殷国”即是“中国”之意，间接可以说明商朝人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只是用“中商”、“大邑商”、“大邦殷”、“殷”体现。周朝之“中国”也可能是由此过渡而来，推翻商朝后，顺势由原来的名称改为“中国”，“国”字也可能是由“周朝”正式开始使用。 以上均是有明确文献记载，再之前的夏朝和三皇五帝时代，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留传，是否也曾经称“中国”或有“中国”相关的意思，只能通过后人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推演。 《说文》中，对“夏”字解释为“夏，中国之人也”。如果此“夏”是指夏朝的“夏”，则可以间接认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也自称为“中国”，从其后的“商朝”未用“中国”二字，可以推演，夏朝如果称“中国”，可能并不是用“中国”二字，而是另有所表。 《尚书·禹贡》中，有一句“中邦锡土、姓”。这是记录三皇五帝中的帝禹的内容，即我们常说的“大禹”。据专家学者考证，在中国上古时代，“邦”通“国”字。由此看，“中邦”即是“中国”。《史记·夏本纪》中，更是直接写为“中国锡土、姓”。 中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在记录有关三皇五帝中的帝尧、帝舜时，也直接使用了“中国”二字，具体为：《孟子·腾文公上》中写道：“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之．．．．．．当尧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腾文公下》中写道：“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孟子·万章上》中写道：“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生活于战国时期，由此可以推演，在那个时期认为“帝尧、帝舜”的国家就是“中国”。 《淮南子·天文训》写道：“中央土也，其帝黄帝”。文中“中央土”即为“中土”，从商朝甲骨文献中“东土”、“南土”、“西土”、“北土”记载来对照，“中土”也应为“中国”之意。由此推演，从“皇帝”时代，也可能已有“中国”称呼之意，据今已有五千余年，可见“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名字。 自周朝开始，到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经历三千年数十个朝代更替，除自用国号外，均延用“中国”为国名，并在对外出使世界各国、签署国际条约时也均统一使用。此后，从中华民国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直接把“中国”同时作为国号和国名。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它三个文明古国都已中断，而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至今天，不要讲实际的历史文化传承，单单“中国”二字，就已经让每一个中国人深感骄傲和自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千古奇观、旷世大名。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狄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周武王攻下朝歌城是公元前1064年1月12号，所以现在有3073年零1个月9天。所以“中国”一词，应该最早出现公元前1064年1月12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