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为什么是中国的分界线

1895年，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自强”成为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观念，彻底改革也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识”，而改革的路向也一致向西转。作者还分析了这种追随世界主义的大势背后，却隐藏相当深的民族主义取向和反应。
1895年的4月6日，关于是否割让台湾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使一些士人心情激荡，翁同和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争得激动万分，以致于“大龃龉”，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桩后来让人们想起来就辛酸的“胯下之辱”①。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说“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又过了一天，唐景崧从台北来电对郑氏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②。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几乎痛不欲生的感觉。在当时，这种天崩地陷的感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就在这两天，叶昌炽在日记中写到，“国无以为国，谋？者之肉，其足食哉”③，向来记日记很简单的张謇，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破例在日记中逐条记载了条约内容，并痛苦地说“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④，而一直在皇帝身边的翁同和恰好把陈炽的《庸言》和汤震的《危言》进呈给皇帝，但是，似乎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也觉得这只是扬汤止沸，在日记里，他说到自己连日与人争论，连到皇帝面前也不免激动，可是“无所补救，退，与高阳谈于方略馆，不觉涕泗横集也”⑤，而皇帝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形势的严峻和残酷，尽管在公开的文书中，对主张“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的人说一些“兼权审处”的话⑥，但在私下里说到台湾，也愤然说道：“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⑦。

　　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时都似乎被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所笼罩。

　　一

　　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此前的中国的上层文化人中，很少有人特别地把日本放在眼里的，关于岛国虾夷的印象和想象，始终滞留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给他们带来自大、傲慢还加上无端的鄙夷。“东洋”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可以与“西洋”相提并论的，关于西洋，陈旭麓曾经考证说，“洋、夷二词的正式交接点，则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⑧，如果说，这是中国官方对西洋人态度前倨后恭的转折，但是此后好几十年里，中国人对于日本还是没有改变居高临下的观念，光绪初年（1875），翁同和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于是从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说“穷而无赖，则更可忧”⑨，光绪五年（1879）那个相当开放的薛福成在写他那篇《筹洋刍议》时，虽然注意到日本“仿效西法”而且自称“胜于中国”，但从经济实力、器械物质、人口数量等三方面看，他觉得日本还是不如中国⑩。把日本称为“东洋”并在观念上与“西洋”对举，大约是很晚的事情{11}，可是，这个时候的日本，却早早地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格局中，一方面逐渐滋长着对中国的优越感和傲慢心，一方面又培养着身处列强的危机意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象征，象征着日本的立场，从联合亚洲对抗西洋列强转向在亚洲称霸以与西洋争胜，于是，在这种有备与无备之间，中、日之间的强弱渐渐逆转，最终“攻守之势易也”{12}。

　　到了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大国，自以为处于文明输出位置的大清帝国，真的被“虾夷”打败了，1895年，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割地赔款，大国在小国的炮口下签订城下之盟，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才真的刺痛了所有的中国人。不要说那些一直激烈要求变革的人，就连今天被视为“保守”的那些官员与知识人，在那种情势下，心灵受到的震撼也是今人很难体会到的。这一年的六月十九日，浙江学政徐致祥上了一份奏折，痛苦地说道，“今日中倭之事，战不成战，和不成和，实古来未有之创局”，为什么？这就是因为这个使中国处于极度难堪的对手，居然是过去被称为“虾夷”的“蕞尔小邦”日本，“往岁英法犯阕，不过赔千余万两，添设通商口岸二三处而已，未闻割地以求成也，今倭一海岛小国，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在“国将何以为国”几个字的背后，可以看到他们按耐不住的愤懑和痛苦的心情{13}。

　　“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转化。正是在这种普遍激愤和痛苦的心情中，再保守的人也都希望变化自强，只是自强的思路与激进的人不同。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宗室麟书就向皇帝呈进冯煦的《自强四端》，提出要行实政、求人才、经国用、恤民生，他虽然批评那些激进改革者是“必将曰变西法也，开议院也，理商务也，兴工政也，举数千年先王相传之法，一扫而灭之，唯西洋是效”，但是，他的想法并非不改革，而是要先把自己国家内部变得强大而有序，所以叫“自强之策不在战胜乎边圉，而在敬胜乎庙堂”{14}。这一年的六月初六，广东巡抚马丕瑶也上书，提出十条建议，即“圣学宜懋修”，“民心宜固结”、“言路宜广开”、“政务宜崇实”、“疆吏宜慎择”、“将才宜豫储”、“水师宜巡洋”、“陆师宜精练”、“使臣宜博访”、“华商宜保护”，虽然他把中国自己的思想学说与意识形态还是放在了自强必须的首位，但是，这里已经有了相当开明的想法，像“言路宜广开”一条，已经建议中国广开报馆，不仅使人可以知道“各国新闻”，“不出庭而天下利弊时如指掌”，而且还能实行舆论监督，“使内外臣工，群畏清议，贪酷之风，赖以稍戢”，而“使臣宜博访”一条，则指出清朝官僚出使者不通洋务，而外国使节则“能读中国经史，于奏章、舆地、民情，津津乐道”{15}。在这种普遍的心情之下，“自强”成了中国人的共识。尽管早就有人反复说“自强”{16}，不过看来，直到这一年，“自强”才真的成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观念。无论是激进者的自强，还是保守者的自强。

　　有趣的是侵入中国的西洋列强也在不断给中国人出主意，希望中国依照西洋的模式很快富强起来。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这一年的1月20日，传教士李佳白（GibertReid）拜访翁同和，2月5日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又去见张之洞鼓吹变法，2月28日又去见张荫桓，再次讨论大局安危和改革策略。而另一个英国使节欧格讷，不仅对翁同和说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而且在这一年的十月末当着恭王的面，直率地指出“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甚至直截了当地斥责恭王如果有病，精力不济，就赶快退位让贤，请“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促进中国变法自强的原因呢？据他说，是因为英国来华的生意人希望中国富强无危险，未来华的生意人也希望中国富强无危险{17}。所不同的只是，中国人讲变法，心里先有一个民族自强以与外国相颉亢的意思，而西洋人则在推行普遍主义的西洋道路，也希望中国加入全球政治与经济后在规则内游戏，所以他们希望中国的变法中，以兴铁路为第一，以练兵为次，“中国须参用西员，兼设西学科”{18}。

　　二

　　正如前面说的，甲午乙未之间，沮丧、愤怒、激动的复杂心情，纠缠着相当多关心中国命运的士人，比起鸦片战争的耻辱来，可以看到这次的心情变化相当明显而且剧烈，当时的何启、胡礼垣在《新政始基》中就说，甲午一役，丧权辱国，“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与国之取求，四万万人如阶下囚，听外人之笑骂”{19}，直到五十多年以后，经历过这一巨变的张元济在回忆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仍然一开始也要提到甲午之战，说“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经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他提到的人里面，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20}。就连皇帝，也心情相当沉重和复杂，在屈辱的和议之后，面对群情汹涌、民怨沸腾，无奈的光绪皇帝有一份上谕给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他抱怨说：

　　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

　　他坦率地说，自己已经处在困局之中，“宵旰彷惶，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21}。大概在历代中国皇帝的谕旨中，这份上谕是相当特殊的，在紫禁城里被天下臣民仰望的天子，能够如此坦率地剖露自己的委屈，也许是很少见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一呼百诺的皇帝，居然有如此屈辱的心情，大概特别令中国臣民感到震惊，而皇上的谕旨里的百般无奈和束手无策，反而更刺激了民间的一种激进情绪，很多人都在这种上下一致的激荡心情中，找到了一种共识，即光绪皇帝在上谕中所说的，“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

　　但是，究竟什么是“积弊”？这涉及到如何“自强”？皇帝看到的是军事孱弱和经济不况，所以在这一年的策试中，受到激烈刺激的光绪皇帝在保和殿策试天下贡士的时候，他希望从士子的回答中寻找解救的策略，便把策问的问题集中到了军事上来，追问士人们“孙子练兵，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究极精微，谙求韬略，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再问关于财赋的事情，“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徵？周礼小宰，岁终令群吏致事，郑注若今上计，司会逆群吏之治，听其会计，有引申郑注，受而钩考，可知得失多少，见于何书”{22}？

　　这很有代表性，但这显然又是临时抱佛脚。练兵、聚财，无非是富国强兵的老思路，其实在中国士人官僚中，早就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只是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一方面对危机有深刻的认识，但另一方面还都对中国的命运有着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对西方富强之术十分仰慕，但另一方面对中国道德文章还怀有信心，所以希望用这种后来称为“中体西用”的思路来挽救危局。1887年2月，曾纪泽这个最早意识到中国危机的士人

　　曾经在香港的《德臣西字报》中刊登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虽然也用一个“睡”字承认中国面临的危机，但又列举了中国购买战舰、修筑炮台、保卫属国、抵抗外敌等等，认为是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这篇文章标志了像曾纪泽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感觉。他们相信中国很快就会在西洋的刺激下苏醒过来，重新成为世界中的强国和大国。就是对于日本的警惕，其实他们也早已经有了，不过，他们大概还残存了古代中国的“天朝”想象，对于日本，还只是“肘腋之患”的感觉，还体会不到心腹大患的紧张。

　　然而，在不到十年的1895年，当国依然不富，兵还是不强，而东洋人却真的崛起的时候，这种从容和自信的心理崩溃了，人们发现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醒，他们真正醒来，正是在这个令中国人真正感觉到痛彻心脾的1895年，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的，“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23}，也正如何启、胡礼垣《新政始基》所说的，甲午一战实际上是分界线，“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啜醴，宜其醉醒无时也”，但是“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24}。但是，这种苏醒好像不是自然的苏醒，而是被某种惊人的声音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乍一醒来的人，有几分恼怒，几分惊慌，还有几分茫然，就像光绪皇帝的醒悟，就似乎象征着整个中国的一种反应，就是在惊慌失措以后的紧张和焦虑，这种紧张和焦虑的反应，恰恰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激烈改革甚至革命思路和策略的出现。

　　三

　　彻底改革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识”，激进情绪突然成了普遍的“心情”，曾经是顽固保守的官员、给中国带来压力的洋人、对国家积弱状况并无深切了解但是有切肤体会的平民百姓，以及始终自觉承负着使命的知识阶层，似乎在1895年的刺激中，一下子都成了“改革者”，而改革趋向竟是相当一致的向西转。

　　这一年，王同愈路经杨村，拜见袁敬孙，袁给他看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他觉得这书“深切时务，洞烛利蔽，国家诚求富强，舍此奚择哉？”于是作书致缘督同年，并附此书“转达常熟师，进呈黻座。一人独端于上，幡然大改前辙，富强之效，不难速致也”{25}。其实，“盛世”一词当然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不如此则有违碍之嫌，而“危言”却是实在的，不用危言耸听的高声来唤醒国人，知识阶层担心不能奏效。于是那个时代，各种大胆的思路都开始出现，而对于传统的怀疑和对于历史的批判，也开始越来越激烈。在这一思想转型的背后，有两种观念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了人们思考的基础，一个是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在弱肉强食的现实支持下，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刺激下，人们相信世界必然向一个类似于西方列强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一个是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人们相信只有民族与国家的强大，才能够与列国一同存在于世界的现代秩序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6}。

　　我们知道，本来中国的士人还对自己的传统抱有希望，至少在民族自尊还能维持的情况下，他们还希望以先王之旧法开后世之新政，所谓“西学中源”的命题一直在维持着这种思路，而“中体西用”的口号也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对传统的希望。但是，从1895年这时候人们却开始倾向于承认，也许是痛苦地被迫承认，至少在实用知识与技术层面上，西洋是比中国强，甚至东洋也比中国强，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必须改革，而且改革的方向就是学习西洋甚至是仿效东洋。代表清廷签署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也不由得承认“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27}。

　　如果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深刻的曲折，从明末清初面对西洋新学时士人关于“西学中源”的历史制作，到阮元《畴人传》中所表现的对天文算学的实际重视和对西洋学术的习惯蔑视，以及李锐、李善兰等人试图在算学上超越西洋学问，从冯桂芬《采西学议》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28}，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中国大体上都是坚持克拉克（EdwardA.kracke）所说的，“在传统中变”（changewithinthetradition），可是，1895年以后，在这种追求富强的心情中，一切却似乎在向着西方式的“现代”转化，出现了“在传统外变”（changebeyondthetradition）的取向。当然，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康有为的“新政”。在这一年的5月，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接着，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8月，康有为等成立强学会，12月，包括了汰冗员、改科举、办学堂、修铁路、开银行等等措施在内的新政诏书十二道拟出。其实戊戌变法的根已经种下，而思路也不知不觉中向西转，举一个例子，就连西洋提倡开会与重视舆论的民主形式，也被当时士人当做金科玉律恭敬地搬进来了。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本来就有士大夫议政的地方，从春秋时代的乡校，到宋代的太学，都是如此。不过，这并不成为民主传统，乡校也好，太学也好，都是希望把意见“上达天听”的，他们的心中始终还是相信“文死谏”，在他们的预设中，最终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皇帝，于是只有朝廷的议政才是有用的。但是，1895年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而且这个会还必须在京师召开，才能收到“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29}。这已经把“相聚讲求”的目标和理想，转到了“开风气，开知识”上，而开风气开知识中，开的却是西方的风气、学的却是西方的知识，正如李国祁所说，1895年之后，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改变……他们较自强运动派更相信西学，视为是国家民族求富求强的万灵丹”{30}。

　　研究者都注意到这种现象，1895年以后，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有着空前的扩散”{31}，而西方知识与思想也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如果说，1895年以前的士人们尤其是大儒、甚至沿海士大夫对西学还有“一种普遍的漠视”，“一般士大夫思想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关闭着”，但是“在1895年以后开始有了极大的转变”{32}，而《万国公报》的言论也表现着这一倾向，“以甲午战争为分野，《万国公报》的言论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以前大多没有超出通商筑路、改革科举的范围，那以后便转向‘不变法不能救中国’”{33}。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何启（1858－1914）和胡礼垣（1847－1916）的《新政论议》，这篇写在1894至1895年间，显然是有感于甲午之役的文章指出，“兹当玉弩惊张之会，金瓯动荡之辰，将欲再奠玄黄，永安社稷，则必奋然改革，政令从新”，他们的想象中，这些改革不仅包括了开铁路、广船舶、清户籍、办日报等等，还包括了政治变革，如学校、选举、议会等等，甚至提出了一种妥协的君主制的民主制度{34}。顺便可以一提的是，为了更快地引进新知，当时的人还想到一条捷径，即从善于翻译的日本那里转手引进西学，这条途径由于日本迅速崛起和中国不敌日本，很快被大多数急于求成的人承认。据学者的研究，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三百年中，日本翻译中国书有129种之多，而中国翻译日本的书却只有12种，其中大多数还是日本人翻译，但是到了甲午之后的十几年中，情况发生逆转，日本译中国书仅有16种，其中大多数还是文学书，而中国译日本书却达到了958种，内容包括了哲学、法律、历史、地理、文学，也包括了地质、生物、化学、物理，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近代知识，这种逆转已经说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大势，已经无法维持它自己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足{35}。于是，中国思想世界在东洋和西洋的两面夹击下，开始走上了越来越急促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