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泰山的人物访谈

1977年，前苏联著名钢琴家伊萨克·卡兹（Issac Katz）访问越南时慧眼识英才，不仅指点了邓泰山，更推荐他赴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从此，邓泰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转变。
1980年的获奖不仅改变了全家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挽回了父亲危在旦夕的生命，事后看还大大促进了越南古典音乐事业的发展（B：《外滩画报》D：邓泰山）。 B：你小时候学琴非常艰苦，得在防空洞里练琴？
D：越南很少风平浪静，加上与法国、日本、美国的连年战事，其实咱们对防空洞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笑)，所以在我看来弹钢琴也并非多了不起。为了躲避战祸，我在山区生活了7年。当时，通往山区的桥都已被炸毁，钢琴是用水牛驮着过的河，那是我们学校唯一一架钢琴，当然要放置在安全的地下防空洞里。等卸下来时才发现，键盘、弦都已经散得七零八落了，外表更是体无完肤。后来这架钢琴还成了老鼠安家的理想之所。是的，可能别人会觉得那时候学钢琴是件疯狂的事。
B：那当时是什么支撑着你对钢琴的执著？
D：事实上，当时的越南并不像现今那么自由，对于未来的职业，人们并没有太多选择空间。中国也有过类似的社会阶段，政府为你安排一切。既然进了音乐学院，你就一门心思弹琴，这是终身制的选择，反正将来就平平稳稳当个音乐家，至于弹得好不好，关系并不大。所以我并不是凭着雄心壮志在练琴，而是凭兴趣，半推半就地混着，也想不到很远。算起来，我真正专业地开始学琴是到莫斯科以后，17岁，真是非常晚的。
B：据说你在防空洞里练就了一副好耳力，能分辨轰炸机的声音？
D：哈哈，这又不是什么特长，我们那儿人人都可以，算是被战争训练出来了。美国的轰炸机速度快，开起来比较吵，听到就躲地洞，而苏联的是巡逻机，越南也买过几架，速度比较缓，听上去基本就是一个频率的。
B：儿时对战争的记忆使帕瓦罗蒂尤为珍爱生命，你对战争的印象如何？
D：战争对我来说真的挺日常化的，不可怕。不过回顾往昔，战争确实影响了我的艺术生涯。一般的琴童先学技术，再学如何表达内心，而我的步骤正相反，先拥有生活阅历，再学习如何捣腾钢琴。艺术应该是生活的写照。当时，我们在山间，没有电，月圆时就在月光下弹琴，所以我熟悉月光的美。我们走到稻田里就有稻香，接触大自然、动物，养养水牛、养养鸡，这些对大自然的记忆都对音色和节奏的表现有所帮助。今天，许多钢琴家通过后天研习来表现音乐，那些音效并非来自亲身感受，不属于内心的自然流露。
B：换个角度看，战争反而成就了艺术世界？
D：是。还有一点比较有指导意义。我学琴的时候，每个人都等待着、期盼着坐上琴凳，因为每天仅有20-30分钟的时间能练习，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全神贯注。现今的琴童，每天有5-6个小时练琴，反而不在乎了。对练琴来说，质量远比数量重要，所以，当时的经历也培养了我对音乐的专注力。 B：你当年被卡兹挑中，据说并非因为技术超群，而是对音乐性的把握，怎么在防空洞里培养出这个的？
D：直觉，我当时弹曲子全是凭直觉，虽然我打小就喜欢在谱上标写小记号，类似于表情术语，但那跟专业的记号毫无关系(大笑)。能被伟大的艺术家一眼看中，那就一定是天赋问题了。我当时倒也没费很大的劲去诠释，弹的也只是个简单的小曲子。他认为我是个有潜力的可造之材，小曲子也能表现出味道来，对音乐的表达也并非要建立在强大的技术上。
B：后来就跟卡兹去莫斯科音乐学院了？
D：他先在越南呆了6个月，我就跟了他6个月。当时我还是个初中生，他一来就让我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相当于比赛水平，差点没把我吓坏。卡兹带我的这半年把我的水平拔高了不少，为我后来去莫斯科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我日后的职业发展打开了大门，否则我这辈子要出国、要成名，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B：怎么说？
D：我父亲是个先锋诗人，1956到1957年间举行了几个讲座，之后就被判为“反革命”。1958年我才出生，后来跟着母亲在山里学钢琴，知道政府铁定不会让我出国，所以从来没抱过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钢琴家。当时的越南跟中国的“文革”时期差不多，政府责备我父亲为何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不用诗歌为党宣传，还有闲工夫写什么先锋诗。当时所有涉及语言的比较具象的艺术形式，戏剧、文学、诗歌，都被政府控制在正统框架内，所以我想，只有演奏音乐还比较安全，因为音乐语言比较抽象，不容易被抓住把柄。
B：但演出的曲目还是有限吧？
D：对，但肯定比中国“文革”时期好一点。越南是中国的小跟班，总是亦步亦趋跟在屁股后面，但从来不敢越界，尺度不能超过老大哥(大笑)。中国“文革”时，我们也搞一些文化高压政策，但并不像中国那么严格。现今中国腾飞了，越南不是也照例跟风？(大笑)好像当时肖邦是不能碰的，太小资，只有贝多芬还可以凑合着弹弹。
B：说说你1980年肖邦比赛得奖，跟波戈雷利奇(IvoPogorelich)结下恩怨、让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退出裁判团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吧。
D：其实当时的焦点不在我，阿格里奇的退出完全是因为对波戈雷利奇不能进决赛表示不满，当时她也不知道是谁得奖，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别人。等比赛结果出来，她已回到日内瓦，得知消息后，还专门发电报祝贺我。
B：那作为你的好朋友，波戈雷利奇为何在赛后转而敌视你？
D：波戈雷利奇那次真是大受打击，完全不能忍受比赛结果。回到莫斯科，我还得和波戈雷利奇同住在一幢宿舍楼里，那次经历对野心勃勃的他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重创，他至今不能释怀。他心高气傲，是有巨星气质的大器之才。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的音乐哲学来源于父亲：始终不能忘记自己血脉，追求人性的单纯与质朴。即便有人质疑那是装的，我仍“固执己见”。
B：你母亲是钢琴家，父亲是诗人，你的演奏风格被誉为“琴键上的诗人”，是混合了父母的气质？
D：我母亲90岁了，在蒙特利尔的家中每天弹琴。尽管我钢琴的技巧是母亲教的，但我的演奏风格和为人品性却全部继承自父亲。父亲已经去世20年，他是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 B：得奖后，越南政府对你和家人的态度改变了吗？
D：岂止是改观，我得奖根本就是家里的救命稻草。就在决赛的当天，我父亲的肿瘤发病，生命垂危，因为他是“反革命”，所以不能得到医治。第二天，我得奖的消息一经传出，父亲就得到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共同会诊、最好的药物进行治疗。此后，我父亲死里逃生，多活了近10年。另外，政府也因为我得奖，大力投资推动古典音乐教育，鼓励孩子们学音乐。要知道，越南这么个山河破碎的小国家，搞古典音乐一点基础也没有，我得的这个奖颠覆了这种偏见，成就了当今越南的古典音乐事业。
B：你得奖后因为把奖金留在了波兰，而被怀疑意图逃离苏联。那时感觉政治压力大吗？
D：还好吧，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很紧张，但我因为父亲的关系，从小就觉得将来没出路，这些控制都不算什么了。去参加比赛也花了大功夫，我是越南人，我的国籍使得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围绕着我。1979年，越南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随后引发了“禁运”等事件，也差一点波及我去参赛。
B：据说你得奖后不得不留在苏联，是因为当时兄妹都在莫斯科学习，你承担了他们的学费？
D：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若逃走，他们势必会受折磨的。当时全家都靠我养。还好父母在河内，只要一点点钱就够花销很久了。现今我妹妹成了河内音乐学院院长，弟弟则是一个建筑师，都算是成功人士了。另一方面，在获奖之前，我几乎只会弹肖邦的音乐，还没有做好成为钢琴家的准备。比赛之后，我重回苏联学习了7年，扩展自己有限的曲目，而不是出国演出，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B：苏联解体前，你无法在西方世界登台，苏联解体后，你的越南护照又不见容于美国，直到你1995年入籍加拿大才开始真正的国际巡演。越南身份真是很拖累你的艺术生涯啊。
D：这个问题得从多角度来看，要是我野心勃勃，可能确实会觉得受身份所累。但是艺术家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艺术造诣，必须接受老天赐予的人生体验，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名望不是最重要的，做人的真谛是为了追求幸福，享受人生。我已经很知足，所以至今还是保留了越南国籍。即便是经历人生的痛苦，乐观地看，同样是演奏悲剧作品时的内心素材。想要演奏出感人的音乐，这不是老师所能传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