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陵的建陵风云

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李国桢投降消洞。李国桢说：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一是明代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但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其原因按清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是这样的：“崇祯初年，徧求天寿，无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刘诚意孔昭（诚意伯刘孔昭）及张真人甲（真人张甲），协视地，得蓟州凤台山（清代又作“昌瑞山”或“丰台岭”，即今河北遵化清东陵所在地）。云地善而难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祯十七年）以后，不及事。”于是李自成农民军只好决定将崇祯帝、后葬入田贵妃的墓中。
田贵妃，即前述的皇贵妃田氏，其坟园建筑由工部侍郎陈必谦负责营建。但地面建筑未成，而春哪明朝已经灭亡。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顺天府官李票（或作李纸票，文献记不一）为开田贵妃墓室一事，责令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可是，因为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紧迫，时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赵一桂，只好与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商议，带上工房人员冯朝锦入京禀报顺天府。经再三请示，府官始朱批：“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
赵一桂回州后，随即组织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钱共350千文（约合银233.6两）。其中，刘汝朴60千文，王汝朴50千文，白绅30千文，邓科50千文，徐魁30千文，李某（佚名）50千文，赵永健20千文，刘应元20千文，杨道20千文，王政行20千文。
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就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其中，雇夫头杨文包揽开挖、掩埋隧道，用银200两；搭盖薄棚三间、小棚两间，用银四两五钱；从纸铺买纸用银一两八钱；从猪户买猪用银四两五钱；从羊户买汤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从攒盒铺买素供二桌，用银一两；从饭铺买面及大米饭，用银一两；犒赏夫役，用银二两四钱；打造开启玄宫石门用的拐钉钥匙及石匠开门，用银五钱；伺候送柩员役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细连绳用银四钱；木匠工价用银四钱；打扫灵棚人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来人饭钱用银一两一钱。
田妃墓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里面是三开间的香殿，中间悬挂两盏万年灯，内灯油仅二三寸深，缸底都是水。陈设的祭品，前有石香案，两边列五彩绸缎侍从宫人。田妃生前所用器物衣服盛贮在大红箱内。东间石寝床上铺裁羢羶，上面叠放着被、褥、龙枕等物。由于地宫内潮湿，衣、被等物多浸泡黬黑，被褥仅一面用锦绣，其余都用布缝合，金、银器皿也都是用铅铜冒充。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长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阔一丈，上面停放着田妃棺椁。
初四日申时，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内，棺木前陈设猪羊金银纸札等祭品，众人举哀祭奠。祭毕，将田妃椁（棺外木套）打开，先将田妃棺移于石床右侧，次安周后棺于石床左侧，最后将崇祯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椁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椁之前各设香案祭器，点起万年灯，遂将两座石门关闭，将隧道填平。
初六日，赵一桂率捐葬乡耆人等再赴葬所祭奠。祭毕，于附近西山口等三村拨夫百名，各备锨筐，舁土为崇祯帝堆起了坟冢。赵一桂、孙繁祉又捐银五两，买砖在冢周修筑了五尺高的围墙。
崇祯帝后，在大顺农民军政权的命令下就这样葬入了田妃墓中。 清朝人主中原后，为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清廷效力，始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
按《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廷下令以礼改葬崇祯帝后，并营建思陵建筑，时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思陵的拿森枯改葬开隧和营建却是举步维艰。首先是工程组织不能迅速落实。该工程本应由工部及内官监负责，但工部却因缺员而不能分任。内官监虽已责成总理冉维肇，管理高推、王应聘三员内官专司督理，但大概是由于“故君之事，既无赏可冀，又无罚可畏”，所以，虽经原任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屡次劝勉，三人却总是置若罔闻，三秋已过，冬至将临，开工仍杳无日期。为此曹化淳不得不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说：“礼，为旧君有服，不知诸臣何以置念?且时虽寒冱，地气尚暖，及今犹可开挖隧道，先妥梓宫，其立碑建亭，姑俟来春举行，倘再悠忽，是迟一日之工作，即虚一日之旷典，如作速报竣之明纶何？伏乞夭语严饬该监刻期赴陵，先开隧道，来春亟建亭碑，万勿藉词缓诿沉阁（搁）……庶恩旨信而大义昭垂，芳万世而无斁矣。”顺治皇帝览奏朱批：“思陵作速经营，已奉有旨，该监何得玩泄？冉维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开隧道，其余俟来春报竣。如再延诿，定行重治。”
其次是工程所需银两不能及时到位。在顺治帝的严旨切责下，负责思陵营建的冉维肇等人只得尽快趋赴工所，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兴工开挖隧道，思陵采石等工也正式开始。十二月初，思陵营建所需石碑、石座，均运至北京城北安门外西步梁桥东，并号有“锦壁山（鹿马山别名）工用”字样。当时，本应同时并举的工程计有三项：一是思陵营建，二是葬张皇后于德陵，三是葬万历妃刘氏于银钱山。三项工程估价为3000两白银。银两的来源，原奉旨赐陵地租银1500两，文武百官及内臣捐助1500两。但事实上，直到该年十二月，陵租虽已征收，但工程所须银两却不知从何处关领。多方劝捐的650两虽早在九月初四汇交给工部营缮司，但文武大臣捐助之银却差一半有余。所以，工程开始时，工部所掌握的银两只有1000两，而开工时督送至工所的银两又只有110两。为此，曹化淳以及原任秉笔太监车应魁、王德化，随堂太监王之俊、卢维宁等人只得于该年十二月移文内院，催办银两解送事宜。他们在移内院文中说：“工饭乃日用必需， 似此零星接续不及，何以措用。乞为总解，方能克济。今值暮冬，时日有限，倘工饭银迟滞，束手停工，无米难炊，必致稽误。……所有石碑、石座……趁此地气坚固，必需车价觅运到工，不误明春建立之用。……人匠毕集，工饭诸费，每日必需，势难停手，矧起运碑石，值兹地坚，正可拉运，所欠捐数仍望内院一为传谕。至于此工所注赖者尤在一千五百之陵租……伏乞垂念急需，万难少缓。”
在曹化淳等人的催促下，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改葬等工终于完成。十日，工部尚书兴能上奏，请示以余剩银两，建造香殿。十二日，顺治皇帝批示：“知道了，余银修造事宜，工部看议具奏，钦此。”十月二十七日，平西王吴三桂又捐银千两，助建思陵，思陵的工程才暂告一段落。顺治十一年八月，清代著名学者谈迁曾赴思陵拜谒，他在《北游录》一书中记述了当时思陵的建筑规制：“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门丈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几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此处当指享殿内）。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进此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石。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曰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同书《纪文·思陵记》又谓，思陵享殿为“三楹”（三间），“奉先帝木主”；碑亭（文中称“内殿”）有额，有金书“思陵”二字。亭内石碑“大明”亦为金字。碑刻“怀宗端皇帝陵”。
顺治十六年，思陵的建筑又稍有变化。该年三月，陵前增碑亭一座。十一月，去崇祯帝“怀宗”庙号。并改谥“庄烈愍皇帝”。陵内石碑、神牌字迹随之而改。十二月，顺治皇帝下《谕修明崇祯帝陵诏》，其具体修建项目不详于文。但从康熙年间谭吉璁《肃松录》所记思陵制度看，思陵虽经顺治十六年的修建，但并无大的变化。该书所记思陵的建筑情况是：“碑亭南北四丈八尺，修三丈。享殿，距门十三步，阶三，无台，殿三楹，广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内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设。一神牌，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龙边，以金泥之，题曰‘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宏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中楹为暖阁，长槅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则庄烈愍皇帝，左则周后，右则田妃，外俱用椟冒之。周后神主题曰 ‘大明孝敬贞烈慈惠庄敏承天配圣端皇后’，田妃神主仅存‘恭懿'二字，余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树一株。陵寝门三，距殿址四步，穴墙为门，中广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傍则户矣。明楼距门十一步，不起楼，阶四，中开一门，左右夹窗二。碑石广一丈六尺，修六尺，雕龙，方座，高丈许，题曰‘庄烈愍皇帝之陵'。石几距楼十步，长五尺，博二尺。几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龙。中一方鼎，与诸陵异，皆列于地。宝城距几甚近，无城，周围用墙，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缭以短垣，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清乾隆年间，思陵先后两次修缮，陵园建筑规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刑部左侍郎钱陈群奉命祭祀思陵，发现思陵因长期失修，风雨剥落，殿庑倾圮严重，遂奏请修葺，并提出：遵世祖章皇帝奢靡不尚之谕旨办理。乾隆帝从其所请，下诏修缮思陵。直隶总督那苏图奉命督办该项工程。昌平州知州胡大化估报，修缮享殿三间，建造配殿六间，加上大门、二门、碑亭、甬路等工程共需工料银及烧造琉璃瓦银13900余两。后又经保定府同知永寿实地复核，认为“享殿三间虽久已倒塌，旧存木植砖块尚敷凑用，似应添补修葺，其余墙垣等项酌量粘补。其配殿六间久经倾圮，且地基窄狭，毋庸重修，以省靡费”。此议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经那苏图奏请乾隆皇帝同意后遂只将思陵享殿、垣墙修好，配殿废而未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修葺十三陵，思陵是其中之一。因“顺治年间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楼、享殿之制未大备”，特命“重为修葺，悉如别陵。并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享祀”。
修陵大臣工部尚书金简等人经实地勘察提出，思陵“仅有享殿三间、碑亭一座，规制颇觉狭小。伏思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以帝礼改葬，兹复仰奉谕旨，不惜帑金修葺诸明陵寝，似应就现在地势加筑月台，将旧碑亭移建月台之上，后墙略为加高，宝顶随墙添土，并将原建享殿三间改造五间，宫门一间改造三间。用彰恩施优渥”。于是，思陵的陵门改建成了硬山顶式的三间门楼，享殿建成了面阔五间（通阔17.3米），进深三间（通深8.5米）的单檐歇山顶式建筑。石雕五供之后也建起了无马道、宇墙的单面墙式的宝城墙，和城台及重檐歇山顶式的明楼。
在陵园的管理上，思陵和其他明陵一样，在清代设置有司香内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八名，照役给予香火地亩。每年春秋二季，分由太常寺差官至陵致祭。清廷每年还委派工部堂官一员，赴陵检查陵园建筑，时加修葺。
思陵，虽然终清之世一直是崇祯皇帝的陵名，但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称其为思陵而称之为“攒宫”。
如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就直称思陵为“攒宫”，并加以解释说：“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杀，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帝陵图说》的作者梁份亦云：“烈皇帝殡于田妃墓，国耻未雪，不谓之攒宫不可也！以陵称不可也！以思称尤不可也！”显然，他们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认为明朝的国耻未雪、君父之仇未报，因此，崇祯帝虽葬于田妃墓中，但却不能称“葬”，思陵也不能称“陵”。他们拒不接受清朝为崇祯帝墓所定的陵名，反映了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 清朝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蹂躏了思陵，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地下墓室曾先后两次被当地土匪盗发。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炮楼，又大规模地拆毁陵园地面建筑。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思陵已是满目凄凉，只有坟冢、楼殿遗址、石雕五供、碑石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思陵的珍贵文物得到应有保护。